2月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CCI主席兼创新学院校长、CMIA发起人兼理事长葛均波在“写给全体学生的一封信”中,诉说了多次报名医疗救援队等待批准的决心。他说,“在这次战役中,没有旁观者。”
在葛校长的精神引领下,CCI创新学院所有学子谱写出了“赴前线、捐物资、搞创新”的抗“疫”交响曲,默契联动,铿锵有力。
武汉人民医院东院是危重症病人救治定点医院。作为医院的心内科主任医师、教授,从1月30日起,余锂镭就奋战在了其中的21战区。
“全国人民都送来了关心。医院现在每天用的物资、吃的伙食,都是大家捐的,我们深受鼓舞,充满干劲。”他说。
“全国各地的医疗队都来驰援武汉,他们都是最美逆行者。比如上海中山医院的支援团队分别驻守20战区和22战区,刚好和我们相接;我们21战区的小分队,不仅有CCI同窗王卓、陈思思,有东院其他兄弟科室的战友,还有来自新疆的5位战友。与全国同行相伴战斗,我们感到特别亲切,还学到了不少东西。”他说。
2.目前的心电监护系统对病人而言舒适度较差,能否在可穿戴式设备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良,提高舒适度及精度?
从年前,夏敏就一直报名要去武汉支援。但由于科出身,医院派出了3批救援医生,也没轮到夏敏。
“每个医生都有情怀,遇到疫情风暴,医生都想往前冲。”夏敏说,科室成员人人如此,并有理有据地论证了一番“医生也很擅长急救”。
做企业的经历,让他认识不少厂家,价值数万元的护目镜、一次性手术隔离衣、消毒用品逐渐筹措到位,按需捐赠给了安徽省各大医院。这其中,还有达米医疗自主研发的气管插管固定器。
可是,防护物资消耗太快,湖北武汉连连告急,国内厂家现货也基本到底,夏敏赶紧向合肥市药监局申请护目镜生产证。特殊时期,优先办证。夏敏预估,一周以后,达米医疗生产的护目镜就可以捐赠武汉了。
当年定岗科后,夏敏发现科的设施异常落后。为了改进科的工作状态,夏敏先后研发了近50项专利。“拿着专利,又得生产样品。为了有生产资质,为了生产临床需要的创新产品,逼着自己做了企业。”他说。
那是2014年,他和发小两人,各卖一套房,又从银行贷了些款,开始了创业之旅。在这个旅途中,夏敏曾专门学过半年磨具设计,也曾为一次失败的3D打印流过眼泪,用他的话说就是“踩坑无数”。
好在政策鼓励、医院开明,夏敏的创新事业日渐成长。现在,夏敏透露,成为CCI四期学员的他,十分期待学习到心内科涂层的超滑工艺,并碰撞出更多跨专业、跨行业的火花。
这个念头定下得早,让李勇有时间给父母检查了身体,备好了日常服用的药物,心里有了底。即便如此,被批准前往武汉时,他还是向父母隐瞒了去向。自己无畏,到了老人这,总是不忍。
方舱医院专门收治轻症患者,虽非至善之策,但已是目前条件下最好的方案:入住患者都已确诊,不存在交叉感染;都是轻症,药物即可控制病情;再配上急救病区和转院渠道,特殊情况妥善应急。
可群体居住总有不适。为了预防患者因为烦躁引发心理性问题,医院不仅设置了大屏幕、书架,还组织起广场舞等活动。
“虽然能够支撑现状,但医生工作强度过高,也很难保证更加优质的诊疗效果和医疗服务。这其实是目前方舱医院模式的痛点和难点。”
还是应了那句话,CCI创新学院的学生,创新精神永挂心头。李勇透露,他已经设计出一套创新性方案,将在完善后上报讨论。
对了,虽然被分配到守护轻症,但身为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李勇在采访中还是认真论证了自己及同批医生们救治危重症的能力。果然,连这种倔强忘我的内核,也是联动的。
张凌云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的血管介入科医生,和许多还未收到前线召集令的医生一样,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为战斗贡献着力量——他研究起了防护措施的改进思路。
这一方面是由于N95口罩、护目镜、隔离衣各自分开,不仅留有感染缝隙,还需要高门槛的操作培训,而且穿脱不便;另一方面,以上三类物资价格不低,医院提倡成本管控,大量储存不太现实,这就会在紧急时期,让临床工作陷入被动。
他说,新冠病毒主要通过粘膜进入体内,因此,头面颈部做好整体防护,就能大幅度减少感染概率。甚至,在做好头面颈部保护之后,厚重的防护服也可适当取舍,毕竟穿脱不便带来的不敢上厕所等问题,是对医护人员健康的伤害。
思罢,正待上手开展DIY时,张凌云从CCI同窗口中得知,前行并不孤单,驼人集团已经研制出一款“医用新型防护隔离帽”。
这既证明了张凌云理念的可行性,又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他想,能否继续改进,秉承“平战结合”的思路,做出一款平时可防雾霾、疫时可防病毒的防护面罩,既节省原材料资源,也为生产厂家寻求多种销路。
张凌云还建议到,多年以来,我们的防护工作总是追随既有准则,缺失反思,让诸多问题不断堆积。例如,N95口罩的部分原材料本身较为紧缺,生产工艺复杂,产量不容易短期提升;而抗“疫”时期大量生产N95口罩,也会挤压无纺布等国家战略资源,增添隐患。
从1月17日(小年夜)那天,苏州一附院决定开始实行24小时发热门诊起,钱晓东就奋战在了抗“疫”前线,在苏州一线天后,他接到了驰援武汉的命令。
同样没有太多时间去准备和告别,2月9日上午10点集合,下午1点起飞。就这样,苏州2个医疗队共计260人来到了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接管其中2个危重症病区。
现在,很多医院原本的医疗工作已经陷入僵局,我们医院包括感染科、呼吸科、重症医学科都已经关停,因为大部分医生都支援在鄂。
早在他之前,刚入1月,北美的部分华人医生就预估到了局面走势,并开始规划援助方案,包括建微信群,筹措物资,征集武汉对接人——如何将物资从机场拉到医院,是能否绕过弯道走直路的关卡。
1月18日左右,董鹏恰好在朋友圈看到这条征集令后,便扫码进入微信群“华人众筹-医生”,成了一名“网络牵线人”,并开始联络武汉当地可以参与运送物资的志愿者和可以接收物资的医院对接人。
民间组织效率高,因为人人都一心救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宣布新冠病毒确认“人传人”,形势急转直下;当天,“华人众筹-医生”群友筹集的25万个口罩落地武汉;21~22两天,所有口罩便送至武汉各大重点医院,尤其是确诊患者最多、物资几近告急的武汉协和等。这批物资,几乎是最先抵达武汉的“救命稻草”,在那个情况突然升级的特殊时期,完成了其公益初心和防护使命。
到目前为止,“华人众筹-医生”群还在开展多种物资援助,比如,刚为方舱医院捐赠了3000册书籍,以丰富患者日常生活,转移烦躁稳定情绪。
他听闻,有一线医生反映,目前所用听诊器接线较短,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感染风险。于是,董鹏一边CCI召集同窗,一边同时召集前线医生、厂家、投资人等,组群共谋思路,迅速研制出了无接触听诊器。目前,部分初始产品已经寄至武汉,期待在临床使用中继续改进。
科研之外,董鹏还坚持科普,他所撰写的《N95、KN95们有何区别?一篇认全防病毒口罩》被各大平台转发,传播甚广。
仍有几个问题还未问出,但采访只能戛然而止。电话那头,有台心内科手术正在准备,而董医生要去开台。
作为疫区中心,直接面对各类发热或疑似发热患者的发热门诊,工作压力可想而知。起初,门诊厅经常被患者围得水泄不通,因为排队等待而焦急的患者又常会做出冲动行为,整个环境透着慌乱,疫区如战区。
好消息是,自从武汉市于2月初出台规定,要求初诊患者需先经社区医院转诊后,武汉人民发热门诊的工作量总算得到控制,工作环境日趋稳定。
1月28日(大年初四),由于看到微信群有医生反映物资紧缺,鼎科医疗创始人、CEO翁玉麟紧急从公司库存调取2000个医用口罩,以每人100~300个不等的数量,寄送至武汉等地10多名医生手中。
防护用品消耗巨大,前线物资不断告急,翁玉麟又赶忙设法购买1万个口罩,约在2月5日寄送至武汉各大疫情防控定点医院。
他没想到,从那以后,他再也没买到过口罩。直至今天,翁玉麟还在四处咨询,争取再购入2万个口罩,支援一线。
鉴于口罩产能与消耗之间巨大的鸿沟,翁玉麟预感紧缺将在一定时期内是持续状态。他也想过自己生产口罩,但到市场上一打听,发现口罩机也缺货。而且,鼎科医疗原是聚焦球囊的研发和生产,转而制造其他防护产品亦不现实,翁玉麟只能继续寻找防护物资购买渠道。
“医生太不容易。大家都知道危险,医生却逆流而上。”作为与医生们紧密合作的创新伙伴,翁玉麟继续努力着他的援助行动。
疫情爆发前,南昌二附院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人强正在英国公派留学。恰逢1月初寒假回国,他立即站上了南昌二附院发热门诊的一线。
南昌二附院本不是新冠定点医院,这却为其增添了特殊风险:一些非典型病例,觉得自己不像新冠,又害怕去到定点医院被确诊患者感染,就会选择来到这里的发热门诊就诊。
“对于表现不典型的感染患者,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对于病人和医生都是风险。”杨人强说,因此,他们也在不断了解该病毒的基础上,持续完善诊疗流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靠防护设备,而要靠防护理念和流程,包括洗手、消毒、保持一定距离等。”杨人强乐观地说道。
在采访前,他还刚做了一例心内科的手术。“存在风险,但如经过评估确认必要时,还是要做,这是医生的责任,我们不能看着病人出事。”
医生无私奉献小我,人民大众都看在眼里。在南昌疫情一线工作许久,他感受到了来自各界的关心与援助,有居民元宵节送汤圆,有企业送盒饭,还有农民千里送菜。正是这些淳朴的相信与托付,持续激发着中国医生的精神!
回想在2014年,中国医疗队在狙击埃博拉疫情时也采购了这款设备。朱锐觉察道,或许是由于疫情期间,身着防护服、戴着几层手套和防护目镜,让穿刺操作难度增加。护目镜很容易起雾,打针有时靠摸着血管打,平时可能几秒钟的穿刺,现在要多花几倍几十倍时间去完成。
既如此,前线医院一定存在大量需求,朱锐立即在微信群内发动询问,并收到了20多家医院的需求反馈。
为满足一线需求,中科微影联合国科控股、中科创星共同发起捐助,共筹集57台血管成像仪(价值685万元),定向支援武汉市汉口医院等多家湖北省疫情防控定点医院,以及多支省级援鄂医疗队。
特地捐给援鄂医疗队,其中也有考量。因为武汉本地医护已经忙得不可开交,援鄂医疗队初到地方还未正式投入救治工作,更有时间接收物资、练习使用等,毕竟要把血管成像仪发挥到最大用处,还需培训和熟悉。
巧合的是,就在发货前一天,2月4日,中华护理学会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医务人员静脉输液治疗工作建议》中提出,护理人员由于面罩、防护服、眼罩、手套等防护用具的使用,静脉穿刺时手触摸静脉的敏感度下降,建议使用“血管可视化技术”。
这让朱锐及其同事们,深感鼓舞。看到自家产品在疫情前线发挥它应有的使命,是坚持以临床需求为核心的创新者们的高光时刻。
上海中山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李晨光最近很焦躁,正在美国进修的他,总是隔着12小时的时差等待国内的最新动态。
尤其因为信息误差,李晨光所在实验室的多位别国医学生,都对国内疫情抗击进展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他只能尽力解释,解释中国医生的英勇。
相比2009年H1N1时美国部分医生选择休假,我们的医生则纷纷主动请缨往前冲。李晨光借用基辛格的话说,我们的祖国总是被其中最勇敢的人民保卫着。在最勇敢的那批人之后,许多深受鼓舞的人民也都站了起来,忠诚跟随走向光明。
春雷之下,“感受-明白-改变”三部曲还将涤荡许多人的内心,我们惊醒,改变,也期待着看到改变。
李晨光说,还要警惕蒙蔽双眼的“围城现象”,不能因为“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失去完整判断局势的客观性。过去十几年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让我们忽视了一些东西。
罗兆坤是天一生物的总经理,自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已累计捐助10万元现金和价值8万余元的防护物品。
不仅如此,为了解决因口罩生产效率提升而导致的灭菌能力不足问题,在日照市政府的协调下,自2月5日起,天一生物义务为口罩生产企业提供医用口罩灭菌服务,迄今已完成120多万只口罩的灭菌程序,助力它们加速奔上“战场”。
“其实政府表态灭菌服务可以收费,但考虑到时期特殊,我们决定义务灭菌。”罗兆坤说,这项服务还在继续。
1.希望国家把医疗器械和医用防护品列为战略储备物资,分类别、分等级全面收储一定数量的医疗器械产品,以备应急需求,要防止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
2.希望国家把药品、医疗器械列为保障健康的特殊品类,而非商品;加强对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的宏观调控,分区域建立医疗器械供应联盟,确保区域内医疗器械的最低自我保障能力。
3.观察本次疫情,我们发现国家层次对防疫物资的管控,可有效抑制紧缺医用物资的价格上扬,是否能以此为突破口,探索药品、医疗器械采购制度改革新路子?通过制度改革,把更多的资金向医院、向医生和一线.在这次疫情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医生不仅能在平时解除我们病痛,在关键时刻更是以命换命,他们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护!是否应该建立医生健康基金,在其遇到特殊情况时,能获得社会的温暖和物质的帮助,不能让医生流汗流血流泪再留遗憾。
天一生物成立于2007年,但自2016年开始生产医疗器械后,罗兆坤对流通市场始终有些不适。他说,如果生产企业总要操心市场操作,如何才能安心研发?
据初步统计,CCI创新学院共有26人坚守医疗前线人正投身于武汉一线人积极捐款捐物,捐款总额达10.5万元,捐助医用器械和防护物资总价值约271万元。
“我们坚信,疫情终究会过去,中国必将重回快速发展轨道。作为CCI,也将继续实践‘创新强国’的理想,为我国医学器械的自主创新发展作出一份贡献!”沈雳说道。
在近期疫情无情的肆虐中,我们看到了白衣战士的义无反顾,志愿请战,开赴前线;看到了相关企业的家国担当,物资筹措,提供保障。在CCI学员群内,也看到了大家群策群力,迸发出很多创新想法,展开了热烈讨论。
CCI也将尽己所能,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为此,我们专门开设“新冠创新项目”专题,欢迎大家提交创新想法,我们将优先协助进行知识产权保护。针对优质项目,CCI还将开启“加速孵化通道”,以最快的速度为项目在各个环节提供资源及资金支持,加速项目转化上市。
请有创新想法的老师们填写以下项目计划书,并发送至邮箱,收到项目后我们将及时联系反馈,期待大家踊跃提交项目。